爱尔兰作为偏安一角的岛国，就像一颗璀璨的海洋之心钻石，散发着墨绿的光泽。这片与大陆隔海相望的土地，竟向世人奉献出了多位不朽的作家，既有唯美的王尔德、幽默的萧伯纳，又有流亡异乡的乔伊斯和等待戈多到来的贝克特，还有两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诗人，分别是叶芝和希尼。此外，上个世纪后期，两位爱尔兰移民的后代，曾经夺得美国最重要的普利策文学奖：威廉·肯尼迪（Wllliam J．Kennedy）的《斑鸠菊》和弗朗克·麦克特（Frank McCourt）的《安吉拉的骨灰》。
从爱尔兰走出来的作家们往往对于苦难的生活有着刻骨铭心的体验，但是本身风格的差异十分明显，有的一出手就是好几卷大书，从句式结构到故事的背景氛围，都极其花哨；也有的写起小说来朴实无华，却内蕴丰富，恍如爱人之间互相凝视的目光。那么，罗迪·道伊尔（Roddy Doyle）大概可以算作后一类小说家吧。虽然，往日这位总面带着笑容的都柏林英语及地理教师，粗略地从表情看上去似乎有几丝狡黠和世故。
道伊尔刚过不惑之年（1958年出生），就已经著作等身了，够勤奋也够幸运。如果说，最初的《巴里镇三部曲》还显得有些拘束，仿效了福克纳的构思，试图虚构出一块邮票大小的乡土，来安放自己的家园和理想。但从笔法老练的程度上来看，道伊尔远没有超过他的爱尔兰前辈、移民美国的威廉·肯尼迪所写的《奥尔巴尼三部曲》。这并不等于否认了道伊尔驾驭大题材的才华，而是突出强调他的主要优势更在于，就某个妇女或儿童的成长命运来关注社会的变迁。即便如此，1991年发表的《货车》一书不仅给早期的《巴里镇三部曲》划上了圆满的句号，还进入了英国小说最高奖——布克奖的最后角逐，这对于初出茅庐的道伊尔来说，已经算是尝到很大的甜头了。时隔两年，愈加成熟的道伊尔更是以一部儿童题材的长篇小说《帕迪·克拉拉，哈哈哈》问鼎布克大奖，当时还创下了布克奖有史以来的最佳销售记录。
然而，在我印象中，九十年代至今，布克奖的宠儿似乎是加拿大人，翁达杰（Michael Ondaatje）的《英国病人》和阿特伍德的《盲人刺客》我们早就耳熟能详了，妖艳的印度小女子阿伦德哈蒂·罗易（Arundhati Roy）也受到了国内读者的青睐，相形之下，我们忽略了英国的麦克尤恩、南非的科埃蒂斯，这是两位同样优秀的小说高手，从《外国文艺》（2000年第4期）上，我先读到了麦克尤恩的四个短篇小说，大吃了一惊，如此令人击节的好作品，为什么到今天才介绍到国内来呢。何况写长篇更是麦克尤恩的拿手好戏。跟这些沉埋的金玉比起来，道伊尔无疑要幸运得多，或许真正幸运的是我们。
怀揣着道伊尔的《撞上门的女人》，走在细雨霏霏的寒冬长街上，心情悠闲得就像浅水洼里漂浮着的折纸船，说实话，起先我并没有感受到道伊尔那种看似轻灵却沉痛如冰的叙述力量。原以为这是本让人放松的书，因为封面上印着一位姑娘的发辫和迷人的背影。开始时，我觉得书中的女主角宝拉·斯宾瑟太太是个有点儿迷糊软弱的小妇人，警察已经上门来通知她，你丈夫抢劫杀人被当场击毙啦，她却请这个小伙子进屋喝一杯茶，聊起了闲天，然后便回想起了自己的家庭、声名狼藉的少女时代以及跟丈夫结识的过程，颠三倒四的情节倒是很符合宝拉的身份和当时七上八下的内心活动。
陡然，道伊尔的叙述目标变得清晰起来，如同一只在暮云春树映衬的天宇中自在游荡的风筝，突然断了线，反而显得很有方向感，它可以选择草垛、池塘和广袤的田野。道伊尔在本书快要进行掉一半的时候，也就是第18节，才让宝拉彻底地交代她的处境：一个结婚已十八年的三十九岁寡妇，一年前刚刚死了丈夫，领着四个孩子艰难过活，好酒，怀旧。正因为有了这么个简洁的概括，前面的章节也就不再显得支离破碎，相反是刻意安排。
最动人的叙述出现在第23节往后的部分，道伊尔先是用充满激情的笔墨描述了婚前婚后的性生活，紧接着笔锋轻轻一转，让我们读者目击了宝拉的丈夫查洛的死，“他被警察和汽车围住了；周围是房子、云彩和事实。”“他只是摔到了路上。砰；死了。”我想，道伊尔所说的“事实”并非是恐怖的血腥，而是宝拉痛苦的内心，一个好的作家能够写出的不应该只有生老病死，我一直非常欣赏西班牙“苦难的一代”大师乌纳穆诺所讲的一句话：“我不靠表面现象生活，而是靠事实！”
什么叫做惨不忍睹？整个第27节，道伊尔把这个让人心惊肉跳的词推向了极致。宝拉回顾十七年的婚姻生活，那是一堆由“挨打，贫困，痛苦，还有抢劫”构成的梦魇和呻吟。她的丈夫似乎只有靠虐待老婆才能够活下去，而坚强的宝拉从来都没有放弃过支撑家庭的希望，她只懂得逆来顺受，欺骗别人说，我很好，我脸上有血痕，那只是因为撞上了门。大概天底下再没有比宝拉自尊而又委屈的女人了，请听听来自著名的亚马逊网上书店的相关评论：“罗迪·道伊尔深切地刻画了宝拉的脆弱与力量，赋予了她一个真实又令人难忘的声音。”
在短篇小说集《都柏林人》里，伟大的乔伊斯为我们塑造了另一位爱尔兰女性伊夫琳的鲜活形象，“她虽然十九岁多了，有时仍然感觉到自己有被父亲施暴的危险。”于是，憧憬幸福的少女决心跟热恋的水手弗兰克私奔，可是当她到达黑暗的码头时，又不知所措地胆怯了，脸颊苍白而冰冷，像一只孤立无助的小动物，不敢去追寻前途未卜的崭新生活。我觉得，道伊尔虽然被誉为“继乔伊斯之后又一位以书写都柏林为己任的文坛泰斗”，但是跟大师比起来，毕竟还显得稚嫩了些。譬如我们读乔伊斯的小说，总能够记住很多精彩的细节，仅以《伊夫琳》为例吧，我始终忘不掉故事里那条暮色笼罩的街道，那种沾满灰尘的印花装饰布的气味，以及风琴手的演奏。苏童在他的随笔集《纸上的美女》里也曾经这样谈到美国作家卡波特的小说《在蒂凡纳进午餐》：“我至今记得霍莉小姐不带公寓钥匙乱揿邻居门铃的情节，记得她的乡下口音和一只方形藤篮。”
很可惜，在道伊尔《撞上门的女人》当中，我们还看不到太多的对有意味的细节的追求，仅仅是一些伤心的独白，这在某种程度上，限定了此书只能是一本打动人心的小说，而不能是一部可以传世的经典之作。好在道伊尔还很年轻，我们祝愿这位“当代乔伊斯”一路走好，一直走到诺贝尔文学奖的辉煌论坛上去，这是乔伊斯生前没有实现的夙愿，也是百年诺贝尔庆典的一大遗憾。道伊尔能否成功地撞开颁奖晚会的大门呢，悬念还在延续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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